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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紅”是一種獎金，中興煤礦僅分給里工不分給外工。而實際上，當時在煤礦中，外工人數占全礦工人80%以上，而且都是從事井下體力勞動，不僅勞動強度大，且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可是他們待遇卻最低。郭子化到棗莊后，看到和聽到煤礦工人議論最多的還是分“花紅”不均的問題，外工一直強烈要求享有分“花紅”的權力。郭子化和礦區工委認真分析了這一情況，認為外工的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應該予以支持。為了提高工人覺悟，鍛煉工人的斗爭精神，礦區工委決定充分利用這一矛盾，再次發動和領導工人開展爭“花紅”斗爭。
為了確保這次斗爭的勝利，郭子化和礦區工委周密謀劃，總結了1932年7月大罷工失敗的教訓，決定改變過去罷工斗爭的盲目性，采取秘密工作與合法斗爭相結合的方法，運用靈活的斗爭策略，開展這次斗爭。首先從宣傳教育入手，利用工人骨干和積極分子，到外工中進行廣泛的宣傳發動工作，啟發他們的覺悟和斗爭信心。同時在礦區廣泛宣傳外工在煤礦生產上的重要作用，爭取廣大里工和礦警士兵對外工的同情和支持。其次，在斗爭策略上，利用資本家組織的黃色工會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要求其主持公道，支持外工的斗爭。在斗爭方法上，郭子化要求黨組織的負責人盡量隱蔽，公開的活動讓有威望的工人代表出面。同時，礦區工委進行了明確分工：王明增、傅寶興、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王寶亮等負責向里工的宣傳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負責對礦警的宣傳；邱煥文、褚雅青負責社會宣傳，爭取各界人士對工人斗爭的同情和支持。1933年5月1日，礦區工委在陳郝村召開了工人罷工動員大會，提出了“外工也要分得花紅”的口號和條件，并選派53名代表與中興公司交涉。下午，當工人代表來到中興公司大樓后，資本家假惺惺地請他們到西樓上談判，企圖以酒宴、金錢收買工人代表。工人代表們看透了資本家的伎倆，當場嚴詞拒絕，憤怒而去。資本家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勾結國民黨棗莊駐軍，以商談條件為由，將工人代表誘騙到俱樂部逮捕，并準備押送到濟南。郭子化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組織工人包圍了火車站。工人越聚越多，群情激憤，表示不釋放工人代表就決不罷休。資本家和反動當局害怕事態擴大，不得不釋放工人代表，并且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每個外工發半噸煤作為“花紅”。這是棗莊工運史上第一次取得爭“花紅”斗爭的勝利。這次爭“花紅”斗爭的勝利，不僅使數萬名外工直接得到了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近一年來棗莊工人運動的沉悶局面，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鼓舞和振奮了工人的斗志和情緒。同時，也鍛煉了重建的棗莊黨組織，積累了在嚴重白色恐怖下正確領導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經驗。這對于棗莊黨組織的進一步恢復和革命活動的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為中共蘇魯邊區臨時特委的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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